逻辑学能发展出形式化思维，概念论很可能发展为理论理性学说。
这里他并没有提出知命的问题，这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以据于德代替了知天命，知德就是知天命，据于德就是依天命而行。后来的某些新儒家，也很强调这一点（如冯友兰先生）。
他所说的一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包括知、仁、勇而为一的整体境界，概而言之，即仁的境界。在人的情感需要中，有一种相互承认、相互尊敬以及互助、互爱、同情、怜悯之心，即所谓道德情感，这也是普遍存在的，是人的生命存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人有情感需要，如同人有认识事物的需要一样，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，也是心灵的基本功能。总之，仁、知虽可以分说，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言，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开的，如同知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样。孟子曾引述孔子的话说‘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向。
所谓仁者爱人[31]，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灵境界，有了这种境界，就能产生普遍关怀，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。正因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，一般人很难做到，因此他感叹说：知德者鲜矣。[8]《嵇康集·养生论》。
[12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上卷，宗白华译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，第56页。牟宗三先生则将嵇、阮二人进行了区分，将嵇康归之于玄理派，而将阮籍归之于浪漫文人。情不系于所欲，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。用情感解释伦理的哲学家，着重于同情心这一类的情感（休谟、叔本华等人），或是兴趣、爱好一类的情感（康德和其他许多美学家），却不讲伦理学。
[14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上卷，第78页。可以说，嵇康之玄远，是情志之玄远。
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始终是儒学的基本问题，人对自然界所负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人学的根本课题，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情感问题的重要。理性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忘者人我两忘，不作彼我之分，也就是无情之情，是为真情。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逃出的一条出路，这条路却不引向自由，而只更多地缠结到理性主义中去了，因为此时唤醒了一种意见，认为理性主义只消通过说不就被克服了，其实它现在只是更危险了，因为它被掩盖而更不受干扰地唱它的戏了。
[9] 他主张人应当显情而不应当匿情，不系于所欲之情，就是超越名教的自然之情，故能通物情而能与道为一。儒家讨论过天有没有心的问题，结论是，天以生为心。目的论是一个弱的理论，不是强的理论，天人授受之间有一种目的性的关系，人有善心善性，这是人的目的，但能否实现全在人自己。这样就把情感带进了先验判断里，换句话说，情感也可以在先验形式之下获得普遍性。
但是，理性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偏向，这就是人本身的问题被疏远了、被忽视了。阮籍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而喜怒不形于色[10]，也是重情之人。
而儒家最关心的，正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情感，并且形成与此相关的所谓宇宙本体论、本体论哲学。但何谓理性？ 事实上，理性是一个含义和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，在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，但是，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是共同的，或者是西方哲学家所能够接受的，这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。
因此，在儒家哲学中，并没有独立的美学或伦理学，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论哲学，或所谓本体论哲学、形而上学，等等。人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因此人有不忍之心（朱子语）。这后一点非常重要，由此才有所谓境界问题。后者是它的普遍有效性即美，是先验的。但是，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并没有离开人学这一根本问题，而人学也不是孤立地讲人。可见，愉快不愉快的情感，才是判定美还是不美的最后根据。
嵇康之任心，是任真情之心。儒家的生命哲学是有理性精神的，这种理性精神与自然目的论有关。
这里，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，而不是理智或理论的问题。这种情怀也就是淑亮之心，所谓任心就是任淑亮心，亦即任自然之情。
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情感，是一种情态、情趣、情志和情操、情怀，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浑然一体的自由境界。牟宗三先生将境界形态与存在形态作了区分，认为境界形态是属于认识的，为水平线型[2]，而存在形态是属道德之体性学的，为垂直线型[3]，据此，他认为佛、道哲学都是境界形态的，而不是存在形态的，只有儒家哲学不只是境界的，更重要的是存在型的，因此能建立道之客观实体而实现主客观性统一之规模[4]，他把境界看成只是主观的、空灵的心灵状态，只与认识有关而与存在无关，又把存在问题与实体论等同起来，认为存在就是实体，这就把儒家归之于道德实体论。
宋明理学讲形而上学，性理是形而上者，是天之所命，毫无疑问是先验理性。但他不仅是一位浪漫文人，而且是一位重要的玄学家，其主要哲学观点就是情与道之统一、情与自然之统一，自然就是世界的本体。他常以鱼做比喻，说明人类的情感。儒、道两家都讲真情，而且讲原始的本然的本真之情，但是道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情调（包括审美情感），儒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关怀（包括道德情感）。
这不仅是审美的、鉴赏的，而且是人格的、德性的。这不忍之心就是仁心，是道德情感。
道德情感通过思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，具有普遍性，但道德情感本身就是人人具有的，即具有共通性，是共同的情感，它不必通过另外的理性形式使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，它本身就在思的形式下成为普遍有效的。它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，就说明它是有关人的行为、行动的原则或法则，而不是理论思维、理论认识的概念或观念，是指导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，不是指导客观认识的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儒家哲学没有偏重，正如古希腊哲学偏重于智性（即知性）一样，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偏重于情感，它的知识学、认识论和意志问题都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。哲学当然要讲智，但中国哲学所讲的智决不是纯智而是必然与情感发生关系，并且解决情感提出的问题。
他所说的非理性主义指什么，不太清楚，但是看起来似乎也是传统的，比如意志哲学之类。特别是理性与情感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是儒家哲学最为关心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离开情感这个主体去谈论，也就是说，都是围绕情感问题展开的。但这是不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呢？他似乎认为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，而鉴赏的共通感则是其中的一个实例[14]，我们并非把我们的判断放在概念之上，而只是根据情感。老子之所以不以道为名，而道不可名，就是反对将道概念化，为的是不失人之真。
这种情态在名家学说中是找不到的。其实，以儒、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，从根本上说都是诗学的、艺术的，而不是纯粹理智型的，这与西方主流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这里所说的哲学问题，不是指哲学中的某一个问题，或哲学中的一个分支（比如美学或伦理学），而是指哲学的核心问题或整个哲学的问题。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说：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俭而善失真。
一个这样的原理只能被视为共通感。这所谓不离正是从存在上说的，不是从认识观念或概念上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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